01
军事败北导致政治挫败
蒋介石的首次退居幕后，发生在1927年8月。彼时，他正值40岁盛年，精力充沛。
在那次卸任之际，正值蒋介石自诩为“继承孙中山遗志”，力推“军政”政策的年代。所谓的“军政”，即在彼时借助军法手段施行军事统治——旨在以武力实现全国统一，同时训练民众接受其理念。三民主义 ”。
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，率领军队一路北伐，战功赫赫，声望也随之攀升。尽管蒋介石拥有“总司令”的尊号，但其根基尚浅，且四面环敌，形势颇为严峻。
汪精卫无疑是对手的头号劲敌。他在政坛上显得础咄逼人，而在军事领域，蒋介石更需应对一众令人生畏的对手。其中，以李宗仁与白崇禧为领军人物的“新桂系”势力，掌控着数十万大军，却与他关系微妙；冯玉祥这位自称“基督将军”的人物，虽拥兵自重，却始终不服从调配；还有唐生智这样始终桀骜不驯的实力派将领，他们都是蒋介石难以驾驭的挑战。
正值此节骨眼的关键时刻，蒋介石在军事部署上不幸失利。1927年夏季，蒋介石下达指令，令北伐军分三路进军，意图一举歼灭大军阀孙传芳。然而，却不幸陷入孙传芳精心设下的埋伏，导致全线溃散。不仅如此，重镇徐州亦落入敌手，蒋介石的声望亦随之跌至谷底。
8月9日，唐生智挺身而出，发布通电，指责蒋介石“军权独揽，党权篡夺”，并号召全国忠诚的同志们“齐心协力，共平内乱”。武汉国民政府亦迅速作出回应：“所有问题均可商讨，但对蒋介石个人，绝无宽恕之理。”与此同时，桂系、晋系以及西北军等各路军阀也趁机对蒋介石发起挑战。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，蒋介石不得不于1927年8月13日发出通电，宣布辞职下野。
不久卸任之后，蒋介石便与心腹张群同行，赴日本进行了一次访问。曾在彼国深造的蒋介石，在头山满的精心安排下，得以拜会众多日本政坛的杰出人物。
据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根据史籍所载，当时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秘密会晤，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机密协议：蒋介石认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，并承诺反对共产主义，以此换取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——然而，据李宗仁所述，携巨资归国的蒋介石最终未能履行承诺。
其次，蒋介石此行日本，肩负着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——“提亲”之举（注：1927年9月28日，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游览日本，拜访宋氏母亲，并最终确立了双方家族联姻的意向）。此行归来，蒋介石如愿以偿，迎娶了那位对他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夫人——宋美龄。宋家与江浙财阀间的关系始终融洽，与之结盟便等同于获得了孔祥熙家族的鼎力支持，对蒋介石而言，这无异于揽入了一个庞大的“钱袋子”，使他不仅巩固了军权，更在财政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在海外逗留逾四十日之后，蒋介石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重返故土，不仅实力未减，反而有所增强。
1928年二月，南京见证了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召开。彼时，蒋介石未掌权，党内纷争激烈，无奈之下，众人只得恳请他“重返朝堂”。在此次会议上，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主席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，自此，“蒋校长”与“蒋司令”的称呼，转变为“蒋主席”。
02
集权致第二次下野
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再次宣布退居幕后，彼时，他正值44岁之龄。
相较于初次下野之际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实际上已显著稳固。自1928年起，国民政府已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，而到了1930年，蒋介石在党内的影响力更是显著增强。中原大战在一场激烈的角逐中，蒋介石力压冯玉祥、阎锡山与李宗仁，同时收服了“小弟”张学良。自认为威望达到巅峰的蒋介石，未曾料想自己竟会有二次退隐。他未曾意识到，他与四年前相比，并无太大差别——他最自信掌握的，依旧不过是军权罢了。
彼时执掌国民党“党权”之柄者，乃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也。胡汉民，身为国民党之元勋，其时在党内地位与声望，均胜于蒋介石。尤其是在蒋介石率军前线作战之际，党内的诸多事务，尤其是南京方面的日常运作，均由胡汉民一手统筹。
握“政权”者，行政院长谭延闿。谭延闿具备的一项显著优点是擅长调解。在当时，胡汉民与蒋介石二人相互间颇有芥蒂，而谭延闿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中和角色。然而，1930年9月，谭延闿不幸因脑溢血突然离世。尽管表面上看，蒋介石似乎又向“集权”迈进了一步，但在多数人眼中，这或许并非一件乐见其成之事。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在其回忆录《成败之鉴》中曾提及：“自蒋先生执掌行政院以来，我逐渐感到忧虑，因今已无人能在蒋先生与胡汉民先生之间进行有效的调和。”
蒋介石此刻亟欲借助民意为己谋得“总统”之位，意图凌驾于五院之上，尤其不再受胡汉民的限制与牵制。1930年11月，蒋介石精心策划，意图借助《训政时期约法》这一手段，削弱胡汉民的“党权”，进而推动自己迈向总统之位，以实现权力的彻底统一。他在南京的汤山将胡汉民软禁起来。
汪精卫迅速发布宣言，对蒋介石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，称之为“强盗之举”。在广州，孙科等人士纷纷向蒋介石发出通电，列举其“六大罪状”；在广东，被誉为“南天王”的陈济棠亦迅速响应；而在广西，李宗仁与白崇禧亦立刻表示支持。那些曾对蒋介石持反对态度的各方势力，齐聚广州，共同成立了一个“非常会议”，高举“打倒独裁”、“护党救国”的旗帜，正式组建了“反蒋同盟”。1931年9月初，广州政府派遣军队北上讨伐蒋介石，宁粤战争由此爆发。
蒋介石面对焦灼的局势，很快意识到国内的不安仅仅是一部分问题，外部同样笼罩着危机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“九一八事变”。当时被称为“少帅”的张学良，也深陷其中。东北军未发一弹，全面后撤，举国上下无不哗然。全国民众纷纷指责张学良，众所周知，张学良背后站着的是他的结义兄弟蒋介石。舆论迅速转向，矛头直指“逼蒋抗日”。
1931年秋季的十月中旬，蒋介石下令释放在押的胡汉民，然而局势已然恶化，无法逆转。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，蒋介石宣告辞去职务。
蒋介石二次下野，实力未减。蒋介石牢牢掌握军权。历经多年精心栽培，蒋介石退居幕后之后，所有由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所率领的中央军只认蒋介石。
蒋介石掌控财政大权。蒋介石退位翌日，即刻致电宋子文，急令其迅速拨付由蒋介石所掌控的中央军所需军费。宋子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迅速签署了高达2000万元的资金调拨令，紧接着便向行政院递交了辞呈。新任行政院长孙科接任后，赫然发现国库已是空虚，军饷发放无望，财政经费亦无法拨付，政府运作几近停滞。
第三，在退位之际，蒋介石不仅于南京设立了中央临时委员会，更在各大关键部门暗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。，此间，更以其意志为导引，对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甘肃四省政府实施了改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着手创立了“蓝衣社”、“复兴社”等特务机构，以持续不断为其提供各类情报。
手持无枪，银两难聚，人才亦难觅。终至1932年3月1日，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，蒋介石以胜利者的气概重返权力核心舞台。
03
政治经济崩溃下的第三次下野
1949年，蒋介石第三次下野。
经济层面，国民党当局的“币值改革”最终以彻底的失败告终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崩盘。而在军事领域，历经辽沈、淮海（徐蚌）以及平津三大战役，蒋介石所倚重的400万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精锐已被尽数消减。
实力雄厚的共产党军队，静默地隔着长江，目光锐利，如虎视眈眈。面对严寒的侵袭，国民党的高层人士已深知，他们面前只剩下一个选择：求和。而那位已被共产党列为头号战犯的蒋介石，成为了和谈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。
1949年1月1日，蒋介石神情漠然地宣读了《新年文告》，先是强调“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”，“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”，“军队有确实的保障”，然后暗示如果共产党答应这些条件，自己将下野。
针对这一问题，毛泽东在发布的新年文告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中明确作出回应：“1949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挺进长江以南，届时必将取得比1948年更为辉煌的胜利。”
1949年1月21日，蒋介石正式宣布第三次退出政治舞台。此番退隐，蒋介石依旧抱持着与往昔相似的策略，意图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。
蒋介石此番卸下了众多头衔，却仍旧坚守“国民党总裁”之位，因此李宗仁虽登台担任“代总统”，党内的实权仍旧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。再者，在退居幕后之前，蒋介石依照惯例，已将“身后事”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尤其在撤退的最后关头，他安排陈诚先行担任台湾省主席，为未来的局势提前做好了准备。
1949年的农历新年，南京的国民政府显得冷清而寂寥。然而，自大年初一开始，奉化溪口却迎来了热闹非凡的景象。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们络绎不绝地涌入溪口，表面上是为蒋介石献上祝福，实则内心深处，他们更渴望聆听总裁的教诲。
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最终走向破裂，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瞬间突破长江防线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因此画上了句点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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